信息传递是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系到组织的安全，也关系到革命任务的执行和革命目标的实现。信息传递的安全、快捷是革命胜利的原因之一。目前学界对在革命战争时期的信息传递问题已有关注，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对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关注不够。这正是突破原有信息传递困境、开始创建和完善交通网的重要时期。基于此，本文拟对早期的国内信息传递进行研究，考察如何传递信息，信息传递中遇到哪些困难，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保证组织运作、推动革命进展，以期进一步探讨早期信息传递与组织运作、革命之间的关系。

　　信息传递是组织运作的基础，是连接政策制定和行动实践的重要环节。早期党内传递的信息主要是上级对下级的工作指导、通告、训令、决议等各种文件，分发给下级的革命刊物、宣传资料，下级对上级的工作汇报、请示星空体育，平级之间代转文件、互相沟通的信件等。

　　成立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党的早期组织间就有信息安全传递的需要。例如1920年12月1日，用“平安家信”方式寄信给蔡和森，与其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也是以“平安家信”方式投递，信的内容使用了隐语，例如：“在暑期放假之际，拟由某教授主持召开教育学术讨论会，敬请贵校务派两名代表于本月底或下月初来上海法租界蒲柏路女子学校报到。”

　　成立后，上级制定的文件是地方开展革命工作的重要指导，党内报刊、书籍也是地方党团员了解国内国际政治形势、进行理论学习和对外宣传的重要材料。地方党团组织经常请求上级邮寄文件和刊物，如1922年6月写信给张秋人说：“大会议决之纲领、章程及其他要案除已在《先驱》登载外，宜速印成小册寄长沙千份。”1922年10月，团重庆地委给团中央写信，请中央执行委员会速寄人民出版社所印各书、有关研究的重要书籍、《先驱》等。

　　在组织运作中，上级需要通过下级的报告及时了解地方工作进度和当地复杂局势，以便及时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指导。中央多次下发各类通告要求地方按时作报告。1923年12月，中央要求各区及未成区之地方或组，务必每月将本地政治、劳动、党务状况详细报告，不得延迟。各处接到中央局通告后限一周内回复，并说明该通告所示是否可行及执行程度。1924年11月，中央再次强调党内工作繁重，内部组织却没有显著进步，有些地方许久未作报告，要求每次接到中央局文件后，执行情况应随时报告中央，委员会或组长至少一星期向中央报告一次，内容为本周工作情况。上级要求地方及时作报告，下级也希望上级及时反馈。1926年无锡县委在各县书记联席会上建议省委健全上下级关系，各县报告必须按月寄给省委，省委在接到报告一周内应将指示反馈给当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各地省委普遍要求地方党部每周通信一次、每月书面报告一次。以四川、广东两省为例，仅1927年10月，四川临时省委就收到信件143封，发出信件103封、通告14则。11月份广东省委收到各地至少70份工作报告。

　　面对上下级间如此多的信息传递需求和严酷的政治环境，采用各种方法保证信息传递的安全、快捷。成立之初人力、物力有限，难以建立自己的交通网，而20世纪20年代初是近代中国邮政的“黄金时期”，邮政系统已相当完善。1921年中华邮政在全国设立的较要局所达到11032个，次要局所即城乡信柜、村镇邮站等服务机构24427处。此间邮路发展十分迅速，1921年邮路总里程达738300里，其中邮差邮路达637800里，轮船及民船邮路达79300里，铁道邮路达21200里。中华邮政的业务经营范围非常广泛，有普通邮件、挂号邮件、快递邮件、保险信函等。1921年全国收寄邮件总数达44200万件。此时信息传递最主要的途径是借助当局邮政系统，通过在邮局邮寄明信片、信件或刊物来传递信息。在内部往来的信件中，在信首告知对方最近通过邮局收到哪些文件、刊物等已成惯例。如1923年11月团哈尔滨支部向团中央详细反馈收到的各类通告和刊物件数。1925年11月，团武昌地委致信团中央，告知34号至40号通信均接到，但98号至102号通告未收到。

　　1924年后已着手建立自己的交通网，但在大革命时期交通网的使用非常有限。此外，采用各种非常规方式传递信息，如请船员携带。1922年刘昌群写信给施存统，表示最近寄来的传单和刊物部分未收到，疑被邮局查获，建议请长江轮船上的茶房携带刊物，给茶房几个酒钱。1926年无锡县委在各县书记联席会上提案，由于各县能看到的刊物很少，建议由无锡货船从省委携带书报，每次可带500本，每月3次。因船员、邮递员可以帮助传递信息，特别注意在他们当中建立支部，发展力量。还利用同志出差、开会、调动等机会顺便携带文件。如1923年广州一位同志给李汉俊的信，就是由从广州去北京的李大钊顺便携带。在紧急情况下也会通过商业电报传递信息，如1922年唐山开滦煤矿同盟罢工时，双方斗争激烈，死伤很大，罢工遇到重大困难，于是罗章龙发英文急电给上海党中央，电文是：“Tangshan in danger！”1925年五卅惨案后，共青团大连特支怕通告及刊物被审查导致组织信息泄露，给团中央发了一封电报，用隐语写道：“上海闸北商务书馆编译部杨贤江转郑容讲义书报止发连弟。”大意是让团中央停止邮寄文件、刊物等给大连支部。由于发电报成本较高，使用的次数并不多。

　　通过当局邮政系统邮寄信件快捷、方便，是早期最主要的信息传递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组织的运作。1922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驻中国代表利金在汇报工作时就提到“中央同地方党组织的联系，技术上的困难最少，进行得令人满意”。然而信息的传递并非始终一帆风顺，例如为纪念李卜克内西出版的一批小册子就在天津被海关没收。翻阅留下来的档案、信件、回忆录等，关于邮局通信困难的记载随处可见。如邮寄的信件、刊物遗失；信件被拆阅导致信息泄露；缺乏邮寄信件的经费；战乱、位置偏远等不可抗力导致信件难以按时收发。通信困难给组织运作带来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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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邮局寄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信件、资料经常遗失。如1922年7月刘昌群在给团中央的信中就说寄来的400张团员调查表在邮局丢失。1923年10月团南昌地委致信团中央，表示部分信件未收到，可能被扣留，请补寄。一个月后团南昌地委再次写信给团中央表示通告和印刷品已收到，但损失各半。1925年4月，团武昌地委致信团中央，询问寄给团中央十余封信为何不回复，代表大会所用资料为何至今还未寄来。

　　其次是信件被拆阅，导致信息泄露，给组织带来危险。如1925年团武昌地委在给团中央的回信中提到，最近几封来信都被邮局拆开过，需要更换通信地址。1926年黄梅县团委在给团中央写信时也提到：“敝校同学名录，本应即时抄上，因县邮局近来密查甚力（大部分文件已被偷阅），故不便寄。”

　　信件、刊物遗失以及信件被拆阅，除了客观因素外，当局查获是首要原因。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都设有邮电检查员，的活动和通信受到当局监视，严重影响信息传递安全。1923年《向导》刊发《长沙通信》，就邮件检查一事批评湖南军阀赵恒惕：“有总司令时，检查过的信上盖用‘湖南总司令部检查讫’九个字的椭圆形图章。新政府成立，无总司令部这个作恶不怕丑的名义了，就率性省去盖图章一个麻烦手续，信还是要看，丝毫顾不及省宪法的‘书信自由’。”南昌地区也是如此，地方团的信件常被军阀检查扣留，导致信息不通。当时“暗探四出，邮电无不检查”已成常态。

　　收信人的单位、学校等也会检查信件。如1923年湖南团代理书记陈子博向团中央汇报工作，提到华实公司“禁止工人阅报，并检查工人的来往信件及宾客”。部分学校更是通过检查信件来监控学生，如四川某女校校长整饬校规，“来往信札必检查”，河北正定第七校校长也检查学生的来往信件。

　　经费紧张是一直都存在的困难，尽管邮局通信相对便宜，但邮票、信封、纸笔等对地方党部而言仍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地方党团组织常以经费不足难以通信为由向中央请求经费支持。1925年11月，团九江特支向团中央索要经费，表示连邮票都负担不起。团衡阳地委在工作报告中也提到“发信无钱，买信纸、信套、邮花无钱”。四日后，团衡阳地委又向中央催促经费，表示：“未即函复之故，说来惭愧得很！老实不客气，因为没有邮花，本地委之穷，全国恐找不出也。”团平江特支在给团中央的信中也说：“‘巧媳妇只煮得有米饭’，没有邮费那里能够通信呢？”

　　战乱、位置偏远也影响的信息传递。如因战乱邮局停运，邮件难以收发；因战争导致邮件遗失等。此种情况是任何个人、组织都无法避免的。当时邮件传递速度有限，像四川、陕西等内陆地区更受局限，信息传递不及时，容易耽误工作。1925年3月团涪陵支部写信给团中央说，每次接到各种纪念活动指示，因四川路远、邮政迟延，信到已过期，以后如有纪念活动指示，请早发函。1925年12月团泸州支部向中央报告：“川省邮传太慢，接到中校为某事变之通告而某事变日期已过之次数很多，如此次投考黄埔军校事。”陕西同样存在这种情况。吴化之在关于团咸林、赤水两支部工作的报告中提到，团中央通告收到时多已失效，希望以后早发通告，因为由上海到咸林邮件最快要十日，到华县赤水要十二三日，外面邮件到西安后还要转发。

　　以上诸种困难，给党的组织运作带来挑战。一是信息沟通不畅，影响工作效率。1925年团武昌地委致信团中央，列举了数项已汇报过多次还在被反复询问的事情，并表示：“你们来信问什么？我们马上就答复了你们，此间的情形也常报告了你们，你们来信，总是说不知。”可见中央并未收到地方来信。二是造成组织间隔阂与不信任。1922年衡山青年团书记反映：“去钟秧（中央——引者注）报告三期尚未得复，中局所有通报也没付来。”对此，衡州青年团书记抱怨道：“看起来中局对于各分团的待遇，未免太薄情了。”陕西省因地理位置偏远，与中央及时通信存在困难，1925年团西安第一支部曾向团中央反映：“我们最感困难同时也是我们对你们最怀疑的地方，就是永不见你们的答复，永得不到你们的片纸只字。”三是信息泄露会给党员和组织带来危险。1926年8月徐州独支提到，徐州实行高压政策，检查出入邮件，“和本党几次被发觉和监视，都是因为信件被检出的缘故”。9月中央局报告也指出，山东、安徽等地反动压迫十分严重，信件遭查导致我党同志被逮捕、枪毙。

　　邮局通信的诸多困难给组织运作带来巨大挑战，但是邮局通信方便、快捷的优点是其他通信方式难以取代的。为使信息安全、快捷地上传下达，以各种方式应对邮局通信困难，提高组织运作效率。具体措施包括：在信件中根据当地的局势相互提醒注意；采用药水信、代称、隐语等给信件内容加密；给信件编号以便及时发现信件遗失；使用双信封（即小信封外面套大信封）给信件形式加密；刊物打包成小包裹减少注意；等等。

　　为减少因当局审查导致的信息泄露，在邮寄信件时经常根据当地局势相互提醒注意。1925年7月3日，团重庆地委致信团中央说“此间昨已开始检查邮电了”，7月8日又提醒“邮电检查昨已撤消”。在局势紧张时期，尽量减少往来信件或不使用敏感词汇。还通过在邮务中发展同志以便信件安全投递、传输。例如，1924年7月团武昌地委给中央写信，告知中央下次寄信或通告可以寄平信，因为信差中有自己的同志，信可以秘密送来不被查验。同年署名为“易虚”的作者让中央局邮寄印刷品时寄给洪大经，因为他是九江邮政局职员，无论如何也查不到他。后来团中央寄给九江地区的刊物多经此人转手星空体育。

　　在信息传递中还采用药水信、代称、隐语等方式给信件内容加密，确保信息安全传递。用药水写密信是确保信息安全传递的一种常见方式。通常用甲种药水写信隐藏文字，信收到后用乙种药水洗信阅读内容。密信通常写在报纸、通俗小说的空白处，可用米汤、牛奶、安酸、五倍子等写信，用氯化铁、明矾水、碘酒洗信或用火烤显现文字。1927年四川临时省委向下属各级党部邮寄《政治通讯》，就是用米汤印写，各地收到刊物后用碘酒擦出。药水主要是由中央下发，地方组织经常向中央索要药水，如1927年浙江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提到“请给药水两瓶”。

　　写密信确实比寄明信更安全，但由于技术和资源有限，写密信也存在诸多问题。如密信经常洗不出来或洗出来不清晰。例如，1927年7月湖南省委写信给中央告知接到中央来信数十封，明白可读者不过一二。信件看不清的原因很多，如药水质量不稳定、洗信技术不佳、纸张出现问题等。

　　为确保信息安全，在信件中出现的人名多用代称、假名、笔名等。通常一个人有多个假名交替使用，一旦被检查者注意就及时更换。1922年11月20日，张绍康在给蔡和森的信中表示寄信到武昌中华大学，收信人写常振华、张四维、蒋开榜、罗占魁等都可以收到，还表示以后用春光或赤华签名。在使用假名过程中，大家也注意到“务必交互斢换，以减少他人之注意”。还采用男用女名的方式减少注意。如1922年“树人”写信给施存统，请邮寄团员表册和章程，以“衡州山陕会馆韦汉女士”为收信人名，“韦汉女士”实际是一名男员。地方党部在给中央局写信时，也常称对方为“钟鞅菊女士”。

　　以人名代替机关名也是一种规避危险的方式。如1926年1月20日，上海区委发布紧急通告，因区委机关代称“胡枢蔚”已被当局知道，特改为“傅翥”，以后各地来往信件要署名为“傅翥”。1927年11月湖南省委秘书厅下发通告称，因长沙县委将第1号至第10号通告遗失，上有省委各机关假名字，如全福、友菊等，现在悉数作废，改用新名。省委改为沈家兴，秘书处改为洪王书，组织局改为周子俊，宣传部改为高暄，工委改为孔之光，农委改为罗天民，军委改为曾必胜，妇委改为金碧霞。还有用谐音来称呼地方机关单位的，上海区委组织部就大都以谐音代称地方机关，如以任波、温走、项走、加兴、无雪、苏走、单阳、南进，代指宁波、温州、杭州、嘉兴、无锡、苏州、丹阳、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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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党员、团员多是学生、教师，还以学校里的各种名词作为隐语来代替党团组织及活动。如以大学、西校、C校等代指及组织，总教务处代指中央局，班代指支部，同学代指党员、团员，学年大考代指全国代表大会，上课代指开会，讲义代指通告，试卷代指报告，停学、休学、退学代指等。这样在信件中不易引起怀疑。如1925年6月22日，唐山地委在给团中央的信中这样写道：“唐山分校自改组以来（六月八日），各方校务都能照常进行，兄所指示一切，亦可逐渐实现。工农科方面，已同大学合组一委员会，共十二人，训育方面亦如是，各开会一次，初级教务会已开两次，两校联合教务会议三次，情形尚好。级已改编，第一级（交大）分三班，共十七人，开级考两次，班长考试一次；第二级（工厂）分三班，二十八人，级考二次；第三级初编成，暂不分班，十二人，级考一次。初级大考曾举行两次，成绩都还好，颇堪教育很有发展的希望，最近有此种趋势。”这封信表面是有关学校工作的汇报，实际是唐山地委就本地党员发展培养工作、组织状况等向团中央的工作汇报。代称在人名、机关名中普遍使用，以至于当时有人建议中央局作一代称名词表分发各地以方便通信。

　　除了关键的人名、机关名、地名使用代称和隐语外，在政治环境紧张时期，有时整封信都在使用隐语汇报工作。最常见的有家书、商业报告书等形式。1926年3月团北方区委给团中央写信，因为当局正在严厉搜查党员，信件也遭到严格检查，团中央来信和通告中又有诸多敏感信息，团北方区委只能以家书形式对其进行间接提醒和汇报工作。1927年7月沪东区委的工作报告以“东昌机器厂七月状况书”的形式汇报了组织状况、宣传、工会、妇女、军事、预算等工作内容。

　　使用假名和代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组织、信息的安全。1923年7月刘昌群写信给施存统，告知前月寄至武昌外国语专校给杨君吾收的印刷品和信件被查获，警厅多次到学校寻找杨君吾，但杨君吾是假名，校长极力声明该校没有此人，最后警厅只好不了了之。1926年徐州当地政府对邮局来往信件审查非常严格，徐州独支的卜烈因来往信件、印刷品太多而被重点关注，因为缺乏证据证明其是员，警厅只能暂且记下姓名。其实“卜烈”是徐州地区负责人贾绿芸的假名，因此找不到此人。

　　信件在邮寄传递过程中经常遗失，寄件人与收件人无法及时发现，会造成信息沟通不畅，也有信息泄露而不自知的危险，因此采用给信件编号的办法应对此问题。1926年上海区委为方便检查寄给各地委、独支的信件中途有无遗失，规定给信件编号，所有发出信件省委都登入簿册，各地委、独支收到信件后也登记造册，并复信告知某号信已收到，区委就在发信簿该号信件下注一个“到”字。如接信人遇有号数遗漏或已被外人拆阅时，立即来信通知。与信件编号配套的是收信后打收条，再次回信时要告知对方已收到某号文件。信的编号顺序一般以双方约定为准，如果中途出现特殊情况中断编号，会约定重新编号，遗漏的编号也会补上。

　　在信封上也非常注意，经常使用双信封，外面信封写所托人姓名，内信封才写转交某某。如1923年12月，团哈尔滨支部书记告知林育南，该部已引起当局关注，暂时停止一切工作，如有必要来信时，封面写“哈尔滨道里广益学校李铁钧君收”，内夹一小信封交彭吉民收。1926年2月，团湖南区委在给团中央的信中提到，大庸特支的通信处外信封写“大庸土门巷茹园对门田新之转喻仙理收”，内装小信封写“李兆春收”。还经常用英文写封面来保护通信安全。1924年7月，署名为“易虚”的作者致信团中央，建议团中央寄来的邮件封面都用英文书写。陈佑魁给团中央的信也提到，为应对邮局检查，信面上能中英文并用更佳。

　　邮寄的报刊由于数量较大，需要打包成包裹发出，小包裹在邮寄中不易引起注意。1923年10月，团南昌地委提醒团中央将刊物分包寄来，“因包件小，捡信的更不注意”。1925年3月杨志云向团中央订阅《中国青年》《平民》等刊物，要求邮寄包裹宜小，最好十份一卷，包太大有被查出的风险。还有用报纸包裹刊物邮寄的情况，如1923年团南昌地委致信团中央建议将寄来的团刊“卷成和报纸一样，外加一张新闻报，卷须露出新闻报名在外”。

　　面对邮局通信的种种困难，各级党部积极想办法应对，及时交流有效经验，想出很多措施，但这些措施并非永远安全，很多会被敌人发现而只得另想他法，这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如1926年孙传芳制定详细的邮件检查标准，明确遇下列情况邮件要拆封检查：“（1）传单、印刷品、新闻纸小说类；（2）发信及投信地址不甚明瞭或托人转辗代交情形可疑者；（3）与各公团体及非法机关暨与情形可疑之私人者；（4）世情诡谲，应检查者不及备载，其有可疑之情形即可检查。”还规定下列情况邮件需要扣留：党徒勾结；希图暴动；提倡抗税抗捐；党徒买卖运输军械；提倡过激悖谬主张；文词含混迹近暗语；等等。这些检查标准都与应对邮局检查的措施对应，因此上海区委紧急传发这份通知，要求“立即切实传示各同学”，停用相关方法传递信息，否则会带来危险。当然也并非所有困难都能有效应对，比如经费紧张就很难解决，1927年河南省委在下发的通告中说，“党的经费是非常困难的，永远是不会充裕的，我们要根本铲除依党而生存的观念，要积极地自己谋到生活而为党工作”，各地党组织要竭力自谋解决经费问题。

　　1927年8月7日印制的《八七会议中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复制品）

　　为了信息安全，在写信、邮寄等方面采取各种措施，但最安全的方式是建立自己的交通网。交通网是指派交通员前往各地运送文件和刊物等，由交通员、中转或接头的交通站、提前规划好的交通线年就有建立交通网的动议，是年5月，中央在《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中提到在组织部下设交通员，其任务是发送秘密宣传品，组织群众大会及运动。之所以要建立交通网，与此时政治环境更加复杂、组织规模进一步扩大、党内事务消息增多有一定关系。张国焘就提到，四大后中央有很多机构在上海处于地下状态，需要加强保密工作，各机构和各负责人的联络，以及由外地来上海接洽人的招待、财物的运送都需要交通员负责，交通制度应运而生。

　　1925年1月31日拟定的《中央组织部工作进行计划》再次强调，中央组织部须设一交通干事，其任务是“指导出版部向各地扩张公开的宣传品之销路”，“筹划向各地秘密地输送本党宣传品及函件”，“担任中央各机关间及中央与所在地地委间之交通”。1925年4月中央专门下达建立健全党内交通网的通告，指出因受邮局严查，本党一切印刷物完全不能邮寄，各地又不提早拟定妥当的交通负责人和接头地址，导致各级党部间断绝联系，党的刊物不能深入群众，为此中央提出八项发展交通的指导意见。1925年6月李秉乾给团中央的信中也提到：“近来邮局多故，寄信不便，这种情形已成今日中国的一般现象，不独陕西如此，想宗菊兄亦有同样之感！”这种情形之下，急需建立自己的交通网。

　　交通员是交通网的重要一环。交通员的任务在设置初期比较宽泛，也包括组织群众大会及运动等。其后交通员的任务逐渐固定下来，主要为各级党部送信件刊物，护送干部人员，运送重要物资经费等。交通按照距离远近分为市内短途交通和跨市长途交通，前者主要负责运送市内各机关间文件，称为“内交”，后者主要负责各省党组织联系，称为“外交”。在交通员选择上，以性别而言，内交因距离较近，女交通员较多，以男干部的配偶为主，但她们经常会遇到军警搜身和流氓捣乱。外交需要长途跋涉，以男交通员为主。为保证安全、便捷，在选择交通员时，除了性别外，对其忠诚度和人脉都有要求。交通员方志纯在回忆录中就提到选拔外交的三条标准：第一，对党忠诚；第二，身体好，因为很多地方没有汽车、火车，要靠步行；第三，社会关系、亲戚朋友要广泛，这样有利于掩护交通工作。河南省委也提到，交通员要以“忠实能干机警的工农同志充当”。交通员都有相应的社会职业掩饰身份，比如1926年在中央担任上海到北京长途交通员的王凯，社会身份是商人，他借此身份出入市场，了解上海、北京的商业行情、手续等，以应对沿途检查。交通员所携文件，部分是用药水写的密信，将信写在纸上或白色衣服、手帕上。还有部分信通过隐密方式携带，如将信放在牙膏、鞋底、箱子夹层等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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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提高交通员送文件效率，有各项规定。《南方局交通处工作条例》规定：“各路交通处接到各县市报告及函件，无论如何于收件两日内必须派人送到省委，特别紧急事务，则须即到即送，不准片刻停留。”《中央通告第三号》也规定交通员到达各地时不得逗留两日以上，以免妨碍交通。除了制度规定，为提高效率还可以选择更高效的交通工具。1927年11月张太雷给中央写信，提到交通处现定从上海到广州来回坐小轮，要五六天，建议中央多给10元路费，坐邮轮提高效率。

　　交通网的进一步规划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当局的高压政策，依靠邮局通信非常困难。1927年6月顺直临时省委在工作报告中提到，由于当局压迫，邮局通信极不自由。9月四川临时省委报告中央，邮局信件检查过严，用水浸、火烤、涂海碘酒等法检查来往信件，查信人看见来往武汉的信件，往往压制不让及时递送，使其失去时效，非派交通员不可。11月四川省委再次向中央呼吁：“省内交通必须设置，川省各军阀检查邮件极严，我们的通告及出版品非去人送往则不能达到。”

　　大革命失败后，在各地准备武装暴动，破坏当地通信系统是暴动中重要一环，而自身又需要信息安全、快速传递，这推动了交通网发展。1927年9月江西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的计划明确规定，暴动起点的各县须与省委发生密切联系，设专门交通员。1927年12月湘南暴动计划也提到，暴动时不能依靠邮电传达消息，党的命令、通报、报告及宣传品传递“专赖人力”。至少要建立郴县、永兴、耒阳、衡阳、零陵、祁阳、宝庆、衡山、湘潭、长沙、株洲各地的交通驿站，设专人负责，甲地文件一到乙地，乙地立即送到丙地。交通问题往往关涉暴动的成败，1927年11月，关向应在总结湖北暴动经验时提到，“在行动时，交通常常误事，我们如建设不出一交通网，暴动时是很成问题”。

　　在八七会议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的讨论中，任弼时强调“交通要弄好”，补充说：“交通问题是一贯的问题，不单是中央与省的交通问题，应在全国组成交通网。”1927年8月21日，中央下发《中央通告第三号》，下达建立全国交通网的指示，指出：“暂于中央所在地设立中央交通处，于上海设立交通分处，为中央与南北局及江浙间交通之总枢纽，暂时北方局所辖各省交通由北方局办理，南方所辖各省由南方局办理，江浙则由上海分处办理，其余各地由中央交通处直接办理。”交通网的功能，一是“传达党的一切文件，输送党的一切宣传品”，二是“探听各地反动派的消息及其他各种消息”。8月23日《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再次提到，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当建立全国秘密交通机关，以便传达通告指令，输送宣传品等，各省也应当有此机关组织，务必建立起全国交通网。

　　针对中央下达的指示，各省制定了建立全省交通网计划。1927年9月浙江省委制定以杭州为中心，以海宁、湖州、诸暨、萧山、富阳五个重要城市为主线月河南省委制定交通计划，以省委所在地开封为中心，全省分为四路（北路卫辉、西路郑州、南路驻马店、东路杞县），各路划定递送范围和方法，并将分送路程和需要时日都画图详细说明。1927年11月四川省预计设置省内交通员两人，一由合川从川北往成都，沿岷江至叙府、自井、泸州、合江、江津，返重庆，一沿扬子江下经长寿、涪陵、丰都至万县，再由宣汉、大竹、邻水返重庆。另外还计划设置四川至武汉之间的外交。

　　1924年至1927年是建立交通网的构想和初步探索时期，中央及部分省委对建立交通网作了详细规划，但实施情况并不理想，也存在地区差异。中央的交通网建设较为完备，据交通员王凯回忆，大革命时期中央所在地上海与外地建立的秘密交通线主要有三条：一条是上海至北京、天津，一条是上海至汉口，一条是上海至广州。三条交通线中只有北方局交通是由上而下，其余两条是由下而上。张国焘也回忆说，1925年之后中央秘书处的交通人员逐渐增多，从数人增至十数人乃至二三十人。地方上则以上海的交通较为全面，1925年10月，上海区委下设交通处，书记处设交通员三人，其中两人为外部交通员，区委管辖的上海地方七部委每部设交通员一人，区委会定期要求各部派交通员汇报工作。然而外交方面就多有不足，上海区委管辖的温州、嘉兴、杭州、宁波等地，仅宁波设有交通员一人。1926年上海区委的交通进一步发展，上海区委交通处设技术书记一人，交通员四名。各地委、部委、独支、支部都设有交通负责人。为提高交通安全性和效率，上海区委对交通处进行搬迁和整顿，甚至将交通处分为秘密交通处和稍微公开一点的交通处。大革命失败后上海不少交通员被捕，交通网也遭到破坏。湖北、南京等地交通发展相对较差，交通费的预算和投入较少。如团湖北地委在1925年开始设交通费，每月开支5元，其中交通员由组织员兼任。团南京地委也在1925年开始设置交通员一人，往返南京与上海，每月交通费6元。其他各省在1927年之前交通员设置得更少。在1927年7月至12月的各省暴动中，交通网因军事需要临时建立起来，很快又随着暴动失败而破裂。在1928年甚至更晚一些时候，各省交通依然没有畅通，建立交通网仍是革命工作的重点。如上文提到的河南省委已于1927年10月规划建立全省交通网，但至1928年11月仍因缺钱，“交通人员调不来，省委的文件亦无法送出”。四川省委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于1928年7月向团中央报告称，“省委与中央间之（交通——引者注）关系始终没有弄好”。1928年1月，湖北省委工作计划的重点是建立“有组织的严密的交通的工作，使上下级的消息灵通”，但至1929年7月，湘鄂赣边境各县的“交通和技术”依旧不能令人满意。还有地方因交通网不健全直接导致暴动计划流产。如1927年10月，河南省委计划全省暴动，具体计划原要派交通员从开封带给豫南特委，但直至暴动结束文件都未送出，这也是豫南特委未响应暴动的原因之一。

　　的全国交通网未能在大革命失败后迅速建立起来，原因之一是组织遭受巨大破坏，短期内无力建立健全的交通网，另一个原因是经费不足。建立交通网开支巨大，需要支付交通员生活费、路费，如果设立交通站还需租赁房子，为安全起见，一般会租赁商铺进行掩饰，如饭店、茶馆、酒店、药店、杂货店或手工业作坊等。与邮寄信件所需的邮票、信纸、笔墨等开支相比，建立交通网所需经费巨大。仅以几省交通预算为例，1927年江苏省委11月份预算中，本埠交通开支需233元，外埠交通需230元，总预算2647元，交通费约占17.5%。1927年12月，福建临时省委每月经费预算中交通处房租20元，交通员两人生活费共30元，交通费200元，合计250元，总预算915元，交通费占比约27%。1927年9月27日，湖南省委将没有建立迅速的交通机关视为暴动失败的原因之一，为此批1000元专作交通费用。巨大的交通费用对处境艰难的来说是巨大挑战。大革命时期陕西省葭县（今作佳县）党内交通员就提到，当时经费开支相当困难，连出差用的路费大半都是自己解决。

　　虽然大革命时期全国交通网没有建立起来，但地方局部交通网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邮局信息传递的局限。从交通员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交通网的存在对当时信息传递起着重要作用。如方志纯在回忆录中就提到，1926年他去广州取回大量文件，有《中央对时局的声明》《“一大”宣言》、孙中山遗嘱及遗像、北伐军诸军将领像等，还曾护送彭湃出入江西。

　　信息传递是革命的重要一环。信息传递不畅会导致各地报告和统计材料不能及时送达上级机关，上级的指导政策亦不能及时传达，这样各地往往“独立自由行动，破坏了党的集中组织”。信息传递畅通，从中央到地方才能紧密联系，密切配合。

　　信息传递是与当局政府进行非军事对抗的方式之一，是革命中的技术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将革命的成功更多归因于政治组织、主义信仰等，对技术在革命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有所忽视。事实上在有限条件下克服种种困难，对技术的发展与运用逐步达到了较高水平，助力了革命成功。

　　面对早期信息传递的需求，起初通过当局邮政系统邮寄文件、报刊、书籍等，并用各种隐蔽方式传递信息。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当局的信息审查手段不断升级，着手建设自己的交通网。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苏维埃政权后，逐渐以现代通信技术来进行信息传递，通信方式变得更加安全、便捷、多样，如利用电报、电话等传递信息，并建立起赤色邮政。探索突破限制、安全传递信息的过程，也是其不断加强组织领导力以推动革命的过程。

　　（本文首刊于《党史研究》2023年第6期，原题《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信息传递的困难及其因应》，程莎莎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